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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苗乡1号、苗乡2号经农业农村部审批成为首次获授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的三七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新品种。

  4月20日,在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制药工程分会、云南省文山州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药材品质升级推广会暨无公害三七栽培技术培训会上,两个三七新品种的优异特性得以披露:苗乡1号多糖含量提高23。5%,苗乡2号三七皂苷R1含量提高56。3%。

  更为令人振奋的是,“三七新品种病虫害发生率下降62%”。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指出,这是三七新品种选育工作的重大突破,也是三七产业走向“无公害时代”的关键一步。

  “从野生到家种,规模化连续种植往往导致农作物品种退化,抗逆性递减,造成病虫害肆虐。过度或不当使用农药化肥,又会加快抗逆性衰退,形成恶性循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陈士林表示,“破解之道是品种选育”,种质创新、良种应用才是中药产业持续发展的根基。

  高抗逆性优质种源,与适宜产地生态、病虫害防治技术、生产管理规范共同构成了三七“无公害”生产的“基石”,将托举起三七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无公害”生产是中药材品质最低“门槛”

  中药材种植业一向被称为“中药生产第一车间”,中药材品质直接关乎中医药的疗效和声誉。近年来,我国中药材种植业快速发展,但在拓展资源、满足需求的同时,也存在品种产区盲目扩张转移、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失序,使用植物生长剂、化肥农药混乱以及生产管理不规范等现象,这些问题对中药材品质的稳定和提升带来严峻挑战,甚至致使中药被任意贴上“不安全”的标签。

  “在我父亲余子畏种植三七的年代,云南文山三七曾远销欧美及日本等地。自从上世纪80年代化学农药兴起,因农药使用不当造成部分三七农残重金属超标,导致三七出口量连年下降,到1989年三七价格下跌到一公斤几块钱。”云南省文山市苗乡三七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余育启痛心回忆。

  “无公害”生产理念由此深深植入余育启心中。2001年他创办了“苗乡三七”,借鉴日本种植技术标准,严控化肥农药使用,当年便通过日本JAS有机认证,打造了驰名国际市场的三七品牌,十几年来在三七市场起伏中始终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

  “无公害”生产标准将成为中药材品质的最低门槛。陈士林强调,无公害中药材是按GAP(优良农业规范)或GACP(药用植物种植和采集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限度使用国家推荐性标准的化肥和农药,质量达到药典标准及无公害质量标准的药材。

  推进中药材“无公害”生产、推动中药材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业界共识和国家政策导向。2017年颁布实施的《中医药法》,明确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标准,加强对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严格管理农业投入品的使用,禁止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等。

  中国中药协会、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等在2018年11月举办的中国药材品质升级战略论坛上共同发布《中药材品质升级无公害行动计划——北京共识》,呼吁共建无公害中药材标准,助力中药产业升级。同时还发布了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陈士林主编的《中药材无公害栽培生产技术规范》。

  “苗乡三七”是三七无公害产品标准的倡导者和先行者。由“苗乡三七”等牵头制定的《无公害三七药材及饮片的农药残留与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限量》,2017年3月作为中国中药协会团体标准发布,这是国内中药材首个无公害种植标准,其中规定了无公害三七206项农残和5项重金属安全检测标准。

“无公害”生产关键在选育优质品种

  实现中药材“无公害”生产,应对之策有四。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陈士林认为,其一是筛选优质种源,纯化复壮,培育高抗逆性的新品种;其二是根据土壤类型、生态价值,选择适宜产区;其三是研发应用包括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在内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其四是构建严密规范的生产管理体系。

  “种质创新、培育新品,十分重要。”陈士林说,“我国是大豆、茶叶的原产地、主产区,但是由于长期不重视品种权保护,致使新品种选育和推广工作迟滞,导致品种混乱、农残超标等问题,以至于到今天我国从大豆出口大国退变为进口大国,茶叶品牌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甚至不如斯里兰卡,教训十分深刻”。

  余子畏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便开始了寻找三七良种的步伐。他从数亿株三七中挑选近万株具有优势性状的株系进行培育。余育启在“苗乡三七”创业之初,也认识到三七种质创新的价值,“当时同一块地块所产的三七个头相差最大达到六倍,经检测个体成分含量高低不一、抗逆性差异也很大。这些问题会影响到产品药性的稳定性、一致性”。

  从2001年起,余育启与文山学院三七研究院院长陈中坚合作,致力于三七良种系统培育。2009年“苗乡三七”投资1.8亿元建立苗乡三七科技园,从各地收集保存三七种质材料1.07万份,建成了西南地区人参属最大的种质资源圃,确保了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

  同时,面对基础研究薄弱、专业人才不足、科技信息匮乏的条件限制,他东奔西走,努力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新机制,汇聚了全国各地300多位专家学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陈士林、云南农业大学杨生超等知名专家的指导下,大力引入现代先进育种技术,不断加快品种选育进程。

  种质创新,千辛万苦。首先要进行植株的性状分离,一线科研人员面对的是上亿种挑选对象,可谓“万里挑一”。选育好的品种则要移栽到恶劣环境中,以提升其生态适应性。最大的困难在于周期长,至少两年“一代”,至今一些品种已培育“四代”。王勇、魏富刚、董林林等科研团队成员常年扎根在大田一线,采用系统选育与现代育种技术相结合的方式,终于培育了一批批优良的三七品系。

  如今,苗乡1号、苗乡2号已成为获授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的三七新品种,而“苗乡三七”品种选育一直在路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董林林博士介绍,科研团队将继续深入研究,通过解析三七遗传性状,促进育种材料筛选、品种改良以及遗传研究,让科研更好地支撑起产业发展。

“无公害”生产有赖于全产业链规范管理

  三七在心血管、脑血管、肝脏等疾病防治中具有良好疗效,已成为400余类1000余种中成药的核心成分。2015年云南省食药监管部门将云南省三七饮片标准功能主治从“散瘀止血,消肿定痛”拓展到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血管病变等适应症,三七保健养生价值愈发彰显。

  “‘无公害’生产理念当贯穿于三七产品全产业链,从科研、种植、加工、制药、流通,并实现全程可控可追溯。”余育启如是描述三七的“无公害”时代。“苗乡三七”坚持立足科研,致力创新,同时也着力构建完善规范化生产管理体系,深耕布局全产业链,引领行业品质升级。

  近几年,“苗乡三七”科研经费投入始终保持在8%以上。除了进行良种选育,还开展了连作障碍研究、重金属农残及营养成分研究等重大科研项目。目前,在整个生产链条开发应用包括28个种植新技术在内的68个新技术,企业申报技术专利180多个,获批100多个。

  “苗乡三七”建立了60多个“连锁农场”,统一生产理念,统一管理模式,统一技术服务。这些农场均选址在云南省境内北纬23.5度附近、海拔1200~2000米的适宜区域,并进行土壤改良,形成了“无公害”三七种植基地群。

  在生产管理考核方面,“苗乡三七”引入“适产”概念,转变追求产量的意识,确保落实“无公害”标准,同时加强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余育启介绍,“目前,苗乡三七从田间到舌尖,可谓经历数百道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规范的操作流程及清晰的记录,确保从地里的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每一粒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

  提升中药品质,中药材精细栽培体系必不可少。张伯礼认为,要面向中药材生产的精细农业管理,依据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科学手段,精确地定位中药材各个品种的栽培特性,在产区选择、田间管理等领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及智能化。

  张伯礼指出,我国已制定中药材无公害生产的通用规程,建立了150种常用大宗中药材无公害生产标准操作规程,已有200多家企业推广GAP或GACP认证,中药“无公害”新时代已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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